前华为副总裁亲述：你所不知道的华为往事!

  很高兴在这里看到这么多前华为人,有些人很熟悉,有些人根本就不认识，但都感到很亲切。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多的华为往事。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很漫长，但关键的选择就那么几个，这些选择决定了人的一生。确实，在我一生不多的选择中，1993年决定进入华为，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在华为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这篇文章先在《华为人》报上登出,后来被收录在《华为文摘》，并成为新员工培训的资料。这篇文章是我当时发自肺腑的声音——我确实是在华为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有在华为工作的那九年经历，我的人生足矣!

  我是1993年春节后进入华为的，那一年，正是华为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时候。那时候，华为每天都派车到人才中心拉人回来面试。现在华为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是那一批来的：李一男、费敏、洪天峰、徐直军、郑树生……我刚到华为的职务是软件高级工程师，从事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几个月后担任万门机的软件项目经理。万门机开发完成后,任交换机业务部副总工程师。1995年，华为开始全力发展交换业务部以外的业务，成立了新业务部，包含会议电视、传输、数据通讯等新业务。我任总工程师，负责数据通信业务。在1995年底，华为成立了北京研究所，主要负责数据通信产品的开发。我就自然地被派往北京。1996年，我到北京，任北京研究所所长，一直在北京待到2000年。这期间担任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总监、中央研究部常务副总裁、公司执行副总裁。2001年回公司后，担任对外合作部部长。

  不知不觉离开华为已经8年了。这些年始终没有忘记在华为的那些岁月。那些奋斗的日子总是历历在目。我想在这里把我的记忆写下来，和前华为人一起分享。

  年轻的时候都不信命，但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越来越相信命运这样的一个东西。若不是命运，很难解释我当时为何会去华为，后来为什么又离开华为。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后，和导师一起创办了交大计算机网络研究所。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人。当时参加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军用数据网”的研发以及上海市公共数据网的建设。我已能看到我的未来：副教授，教授，计算机网络的专家，在导师退休后，成为网络研究所的所长。但在交大当了8年老师，我突然厌倦了，毫不犹疑地丢掉铁饭碗，加入了当时随时都会破产的华为公司。我在华为工作了8年后，已确定进入公司高层，每年有上百万的收入，还持有公司3百多万的股票。但我还是令人难以理解地离开了华为。我现在都想不明白当初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并且那么义无反顾。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

  当我决定离开学校，去深圳闯一闯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查阅《深圳特区报》，在那里看到了华为的招聘广告，是招聘开发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工程师。我看和我的专业相近，就投了简历，但没收到回信。等到春节后，我回家探亲，顺便到深圳看一看。一到深圳，买了一份《深圳特区报》，又看到华为的招聘广告，我就直接找到华为公司去了。

  当时华为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五楼。从深圳市区坐中巴到那里要一个多小时。那时没人知道华为，坐车是到亿利达站下来，深意工业大厦就在前面。大厦楼顶有一个标牌，是繁体字的“华为”。远远看上去，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后来，我们大家常常打趣说，我们是华鸟公司的。

  一上到五楼，迎面看到的是一面墙，上面是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据说当时华为主管财务的副总朱奔和张爱萍有亲戚关系，所以有这个题字。

  听说我是来面试开发的，门卫把我领到开发经理室。当时经理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任育胜，一个常容新。一聊才知道，任育胜还是我的交大学生，从上海邮电一所跳过来的，他已经是用户交换机的硬件经理了。他非常热心，去叫局用交换机的软件项目经理李仪来面试我。李仪看了我的简历后，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主要是编过多少代码等等，就走了，估计是觉得不满意我了。我后来问李仪，对我哪里不满意，他说没印象了。

  任育胜又帮着找来另外一个人面试我。这次来的人看上去就像个小孩，他就是李一男。这时的李一男正在华为实习，郑宝用让他负责万门机的方案设计。他看到我简历中做过X.25协议，Intel Multibus等的开发，和他正在设计的万门机方案有关，所以他对我感兴趣。他带我去总工办，见了郑宝用。郑总跟我说了一番话，令我记忆深刻，我后来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经常跟他们说这番话。郑总说：“我们公司是没有一点背景的，一切都靠自己奋斗。在这里工作，不需要拍马屁、拉关系，只要你好好干，公司就会给你回报。”我这个人最不善于去和领导搞关系了，所以郑总的一番话让我决定选择这个公司。

  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办理了离职手续，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就准备去华为上班了。那时候我对华为的了解很少，除了知道是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以外，其他的如公司的运营情况、待遇、发展前途等，都一无所知。就这样把发展稳定的教师职位丢掉，令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感到不解。

  1993年2月27日，我带着一箱行李，来到了深圳，身上只有500元，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钱都不够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八年多后，我离开华为时会有上千万的身家。

  那时候华为有200多人，总部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在西乡还有一个工厂。开发部的负责人是总工郑宝用。开发部下面有三个部门：模拟交换部、数字交换部和通信电源部。模拟交换部的负责人是徐文伟，数字交换业务部的负责人是曹贻安。这两个部门下面都有用户交换机和局用交换机项目组。我的第一个职位是数字交换部局用交换机项目组的高级软件工程师。

  那时华为新招人员的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硕士1500，博士2000，特招人员除外。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在华为2月份的工资是1500元，但我二月份只上了一天班，结果还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那时候，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6000元。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只是记在帐上。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前排队领工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能自己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后来任正非跟我们聊天时，说：“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这些帐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任总实现了他的诺言。

  我在华为看到的第一份产品宣传资料，是一本红皮的资料。原因是代理香港产品的缘故，那时华为的资料都是繁体字的。这份资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个是封底上的一段宣传口号：“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段话是：“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我对华为第一印象最好的是食堂。那时候到食堂吃饭不用先付钱，也没有工卡，大家打完饭菜，在食堂师傅那里报个工号就可以了。食堂的饭菜很丰富可口，比在学校时吃的要好多了。我第一次见任总就是在食堂里。当时我们正在排队打饭，就看到一个微胖的中年人站在队伍旁边，一边看着大家打饭，一边大声地叫着：“我看谁打肉多的，谁就是新来的”。我看那个人头发乱乱的，脸上胡子拉碴，身上穿的衣服皱巴巴的，我以为他是食堂做饭的师傅，所以也没怎么理会。过两天开会，才了解这一个人是任正非，华为的老板。

  任正非是学习建筑专业的，转业前是铁道兵某研究所的副所长。八十年代初，大裁军，任正非从部队转业。由于他太太在深圳南油集团任工会主席，所以他随太太转到深圳，在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但不久，在做一笔生意的时候，被别人骗了，有两百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他被公司开除了。

  没办法， 1988年他和几个人合伙，每人2万元，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套房子后来卖给华为的一个老员工杨明骏）。公司虽然名为技术公司，但开始做的都是贸易的生意，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还卖过减肥药。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就是单位里转分机的PBX），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销售，华为建立了一定的销售网络。这时任正非开始考虑做自己的产品，但华为没有一点技术力量，于是他和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签订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那位教授派了他的一个博士生来华为开发。那个学生就是郑宝用。郑宝用是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刚考上清华大学博士没多久。郑宝用来华为后，成为华为开发的领军人物，就再也不回清华大学了，博士学位也不要了。郑宝用为人随和，性格直率，大家都称他为“阿宝”。

  在郑总的带领下，华为开发出了自己的用户交换机HJD48（模拟交换机），并利用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取得了一定的销售业绩。但任总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92年做出开发局用交换机的决策。这是华为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华为郑重进入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行列。因为用户交换机的客户是各种各样的单位，和电信局关系不大，而局用交换机的用户就是各级的电信局。

  但华为在开始开发局用交换机时，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JK1000。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处于淘汰的边缘。华为肯定是根据当时自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华为很快会被淘汰。

  所幸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曹贻安。曹原来是生产线的一名工人，没有文凭。他多次向任总进言，力主开发数字交换机。任总被他打动，在模拟交换机还在开发的时候，同时开始开发数字交换机。曹贻安也因此从一名工人升为开发部副总工，任数字交换机部的负责人。这是华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一个例子。不过毕竟技术能力有限，在我来华为几个月后，曹的位置被毛生江代替，曹也逐步淡出华为人的视野。后来的华为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我后来几次出差的时候碰到他，他都是背着高尔夫球杆。还有一次就是他可能经常发牢骚，被任总狠批了一通，写了一份检讨，任总批示给公司中高层干部传阅。

  后来，在谈及华为的创业时，任总多次说道：“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看到华为发展得这么好，也许会觉得他这句话有些矫情。但华为一路走来，任总受了多少磨难只有他知道。

  华为的数字交换机在开发的过程中用过几个名字。在交换机开发快结束，即将出去开局之前，在全公司征集名字，最终采用了C&C08这一个名字。C&C有两个含义：一是 Country&City (农村&城市），表达了华为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渴望；二是Computer &Communication(计算机&通信）,数字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和通信的组合。C&C的格式是模拟当时电信业的老大AT&T而来的。至于08没什么具体的含义，只是讨个吉利。当时国内自主研发的数字交换机中，最牛的是巨龙集团的交换机。它的交换机命名为04交换机。结果几年后，04机就死掉了，而华为的08机却大发了。你能不用迷信数字，但冥冥之中，数字却决定了你的命运。

  C&C08对华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是华为后来发展的基石。华为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C&C08是华为的黄埔军校，为华为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华为的大部分副总裁都是从这样的产品中出来的：郑宝用、毛生江、聂国良、李一男、杨汉超、姜明武、郑树生、洪天峰、徐志军、费敏、陈会荣、李晓涛、黄耀旭、刘平。中研部的历任负责人更是全部由C&C08出来的人担任：郑宝用、黎键、杨汉超、李一男、李晓涛、洪天峰、费敏。至于在公司各部门当总监的就更数不胜数。

  C&C08是华为的产品平台，华为后来的全部的产品：传输、移动、智能、数据通信等等产品，都是在这样的平台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C&C08更是华为第一个大规模进入电信市场的产品，为华为带来可观的收入。现在全国很多的电信机房里都能看到C&C08的身影。我离开华为后，曾去过几个地方的电信局，在那里看到C&C08的时候，心里还会感到很骄傲：这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对一个研发人员来说，没什么比自己开发的产品被成千上万的人使用更有成就感了。

  在“巨大中华”中，巨龙已经到掉了，大唐在国家的支持下还活着，中兴和华为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兴和华为虽然同在深圳，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敌。两家的掌门人性格完全不同。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飞看上去像一个老农民，他也经常以“农民”自居。有时候憨憨地一笑，满脸的皱纹。有一次我陪任总见一批邮电局的客人，说到兴起的时候，任总脱下袜子，一边抠脚丫子，一边慷慨激昂地给客人演讲。中兴的掌门人侯为贵看上去像一个退休的老工程师，温文尔雅的，说话慢条斯里。有一次参加中国移动的签约仪式酒会，我和侯为贵及中国移动的领导坐在一桌。席间，侯为贵只是笑着，很少说话。他们两人性格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人各有各的不同。

  作为同在一个城市的竞争对手，华为和中兴的战争是全方位的，从市场到研发，当然还少不了间谍战和情报战。双方都在对方安插了卧底。华为高层会议刚开完，会议精神还没传达，中兴的高层领导就拿到了会议纪要。当然，华为也马上知道中兴拿到了华为的纪要。华为的高层领导经常会看到一份竞争对手动态，里面描述了中兴活动的一举一动。我还看过中兴ATM交换机的详细的开发资料以及中兴接入服务器的立项报告。

  那段时间，各部门总监都接到通知，在招人的时候要注意应聘人的工作背景，防止间谍。在中研部查出了好几个拿着中兴的工资到华为工作的研发人员，他们可是拿双份工资的。还有一个信息泄露的渠道是配偶。华为员工中，有很多人的配偶或是男女朋友在中兴工作。公司发现这是一个保密漏洞。于是通过自查和公司调查，掌握了所有有配偶在中兴工作的员工名单。在中研部，每个部门总监都有一份黑名单，里面是本部门有中兴配偶的员工名单。对这些员工，首先是动员他，让他的配偶离开中兴，如果不行，则控制使用，不提拔。

  我们数据通信业务部的丁国锋就是这样的情况。丁国锋是跟着周代琪的ATM项目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到华为的。一直从事ATM的开发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技术能力也很强。但他的太太在中兴工作。我找他谈话，让他回去劝他太太离职。他表示他太太在中兴发展的很好，不愿辞职。于是，他就成为控制使用的人员。

  为了防止技术资料被对手盗走，华为采取了所有能采取的行动。在开发实验室中安装摄像头，检查所有员工来往的电子邮件。所有电脑的对外接口都被封掉。但还是档不住对手的间谍行为。

  无线业务部有五名开发GSM的骨干技术人员被中兴挖走，带着华为的全套GSM开发资料到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工作。华为通过上海工商管理部门突击检查了中兴的上海研究所，在电脑中当场查到了带有华为标志的技术文档。当时负责“知识产权”部门的宋柳平高兴地对我说：“这一回是当场抓到证据，我们赢定了”。但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数据通信部也出了一个内鬼。有一天快下班时，洪天峰把我叫去，带我去了位于科技园的用服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一个保安让我听了一段听录音。这是从用服中心大厅中的公用电话打出的，被叫号码是中兴公司的一个号码。电话内容是关于向对方提供A8010接入服务器源代码的讨价还价。我听出来是我们部门的一个博士。接着检查了他的所有邮件，发现有发送给对方的源代码。我马上把这个人叫到会议室和他谈话。他狡辩了一会，但在证据面前，他最后无语。当晚，他就被开除了。

  原《华为人报》主编石文金离开华为投奔中兴兴起了一个波澜。石文金是华为的老员工，对华为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中兴由石文金执笔，向中央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华为在经营中有不法的行为，如内部职工银行是非法集资等。在98到99年间，中央派了一个调查组进驻华为做出详细的调查。在等待调查组结论的那一段时间，任总一定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我在华为看到过任总两次惊慌失措的时候。一次是这一次，还有一次是由于华为向伊拉克出口设备，面临美国制裁的时候。

  在2000年前，华为是没有董事长的。公司里里外外的事都是任总一人承担。因此，任总决定设立董事长来处理对外的事情，可以让他集中精力来管理公司。

  2000年初，公司在深圳麒麟山庄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华为的股东代表基本上就是公司的所有副总裁再加上几个财务部的资深财务专员作为职工代表。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选举公司的董事长。

  任总在会上亲自介绍孙亚芳的简历和工作经历。最后，任总说：“我年纪比较大了。没有精力去处理社会上的各种关系。孙亚芳同志年富力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我将集中精力做好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请大家选举孙亚芳为公司董事长”。当时公司高层对选孙亚芳为董事长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所以上午并没有马上表决。休会期间，任总单独地找一些高层干部进行了谈话。估计是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统一思想。

  下午，进行了无记名投票。在等待计票结果期间，任总一反往常开会严肃的表情，显得很轻松愉快。他看到大家坐在那里都不说话，他就问：“谁来说个笑话？”。估计是太意外了，没人吭声。任总就点名了，“刘，你来说一个”。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平常开会，我一般是坐在没人注意的地方，也不大说话的。没想到任总会点我的名，也没什么准备。我连忙推给平时爱说话的徐直军，我说：“我不会说话，还是徐直军来说吧.任总说： “不叫的狗咬人”。任总真是未卜先知。后来我真是咬了华为一口，跟华为打了一场股权纠纷的官司。

  计票结果，全票通过。孙亚芳正式成为华为的董事长。在晚上的宴会上，任总显得很开心。频频向大家敬酒。一些常年在任总身边的人员说，“任总今天很反常。平时从来不敬酒的，也从来就没看到他喝这么多酒。”。

  华为的研发人员现在发展到了几万人，开发的产品涵盖了电信的所有的领域。没有哪个技术天才有这样的本事。在电信产品研究开发领域，已不再有个人英雄。任总说过：“一个人，不管他多聪明，他一生中也只能发出几次智慧的光芒。所有研发人员的光芒聚集起来，华为的未来就很光明”。事实上，华为的研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确实是大量研发人员一起努力的结果。华为的很多产品的规划，新的想法，成功产品的思路都是来自各部门的研发人员，而不是中研部的领导。

  但不可否认，在这些光芒中，郑宝用和李一男所发出的光芒是最强的。郑宝用做为华为早期的总工程师和华为中研部的第一任总裁，对华为研发系统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被任总称为：“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才”。从华为最早开发用户交换机到开发C&C08数字交换机，这是郑宝用在开发中发光的时候。派他的两个秘书去筹办北京研究所和上海研究所，分别从事数据通信和无线通信的研发是他的大手笔。在C&C08交换机成功开发以后，郑宝用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在中研部是一言九鼎。有时还经常会和任总顶撞。

  对人才的使用，任总是有深刻教训的。在开发交换机的同时，华为也开始开发通信电源。公司高薪从北京挖来一个通信电源的技术专家，给他在“”分配了一套房子，还把仅有的几个深圳户口给了他一个。我到华为的时候见过他几次，他带着一帮人正在开发通信电源。只有他敢和郑宝用拍桌子吵架。93年，通信电源产品刚开发出来，他就带着通信电源的技术骨干离开华为，自立门户，在深圳开了一家通信电源公司。华为的通信电源开发部门只有重新来过。这件事给了任总很大的教训，他后来总结说：“我们要尊重人才，使用人才，但绝不能依赖人才，放纵人才”。

  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华中科技大学光学物理系毕业的。郑宝用在系里当老师的时候，李一男还在那里读书。所以郑宝用可以说是李一男的学长兼老师。李一男刚到华为的时候，也得到郑宝用的信任和支持。但现在，为了在研发部门树立权威，李一男不得不与郑宝用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是郑宝用支持的，李一男必反对。在技术方案上如此，在用人上也是如此。两个人在各种会议上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的。

  在郑宝用担任总裁期间曾担任过中研部二把手——管理办主任的黎健，杨汉超都得不到重用。杨汉超后来去了市场部当了总裁。而黎健就比较惨。在中研部的官越当越小。最后只当了一个图书管理员。当然，他是否犯了其他什么事，还是一个迷。而战略规划办里的人，在中研部更是说不上话。对和郑宝用走得近的人，李一男都会无情打击。那时候，在开技术讨论会的时候，大家发言都是小心翼翼的。一边是公司元老，一边是公司新贵，哪个都不能得罪。北京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周垒是郑宝用派去的。李一男派我去北研所就是要取代他。周垒在回公司后没多久，就呆不下去，离职了。

  李一男就这样在中研部很快建立起了他的权威。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智慧。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